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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货经济孕育消费新动能 电商平台“创新”年货之路******

　　阅读提示

　　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，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，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。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，目前年货经济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。

　　春节临近，年货市场越来越红火，线上线下，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：中国结、红灯笼、熏肉腊肠、瓜果蔬菜，尤其年味满满的兔年春联、栩栩如生的兔子玩偶、红红火火的“兔元素”服饰，深受大众欢迎。

　　我们的记忆当中，年货是属于瓜果糖茶的记忆，超市、菜市场留下了采办年货的足迹。随着经济的飞迅发展，年货慢慢“进化”至数字藏品、坚果礼盒、预制菜等新潮产品，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。

　　年货经济一般发生在新一年的开始，具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，年货经济繁荣和健康消费需求的旺盛，将为全年消费增长奠定良好基础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有坚果相关企业71.7万余家，预制菜相关企业6.4万余家，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动能。

　　年货经济背后，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，促进GDP的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东西南北中 喜好各不同

　　挥别旧时光，憧憬好日子，年货买的是幸福，讲究的就是那份独特的年味。眼下，线上线下的年货节正如火如荼展开，天南海北的特色珍馐、非遗美味竞相借助电商平台走向千家万户。

　　“我们的百货商品不仅在线下卖得好，在重百云购上下单，最快隔日即能送到家，销售额也占比不小。”重庆百货新世纪商场负责人1月8日告诉记者，元旦以来，服饰、化妆品等商品持续热销，网购成为越来越多人购买年货的新时尚。

　　京东新百货销售数据显示，北京人买走了全国近两成的黄金转运珠，上海用户偏好高品质珍珠，江苏用户尤其喜爱20～50g不等的大克重金饰，如古法传承系列万元金手镯，在婚嫁、礼赠等场景需求旺盛。

　　年货节期间，川渝地区奢侈品钟表热销，其中腕表增长超12倍，儿童保暖、奢侈品和美妆同样消费力旺盛。湖北用户对夹棉家居服有着同样的高需求，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0%，儿童拜年服搜索量同比增长则高达5倍，老年唐装同样是该区域最热销品类之一。

　　电商平台“创新”年货之路

　　连日来，随着各地经济复苏启动，年货节也作为岁末年初的重磅活动袭来。在各大电商平台上，各类花式好货已被呈递到消费者眼前。

　　记者从零售平台美团获悉，1月4日起，全国试点地区的消费者均可上美团搜索“数字人民币”，领取“团圆好彩头”兔年新春礼包，这是数字人民币借助佳节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、提振民生消费的新动作。

　　1月5日，贵州茅台首次举办巽风数字世界线上发布会，发布兔年生肖酒，首次引入数字藏品。茅台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丁雄军称，茅台与网易共同研发巽风数字世界，不仅开启了一场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数字革命，更是茅台在数字经济领域探索新模式、开辟新赛道、构建新格局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、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实践。

　　在电商平台的助燃下，国潮受追捧，经典再流行。以前消费者想品尝狗不理包子，要到天津城各个门店购买，近几年，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渠道大大拓展了消费群体。

　　与线下热闹的传统年货节活动相比，各大电商平台却“另辟蹊径”走起了“极简风”。记者对比多个电商平台后发现，今年年货节的电商玩法变化明显，多个电商平台均采用了“一件即可立减”的优惠规则，相较之前复杂的规则均都有了极大的简化。

　　此外，天猫年货节还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“一页纸计划”，呼吁商家对商品说明书进行适老化改造，将繁杂难懂的说明书升级为针对重点功能清晰简述的“X步骤”简化版使用说明，让长辈们也能无障碍使用新科技。

　　如何挖掘年货经济的潜力？

　　“年货经济作为一种消费业态，因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营造浓郁过年氛围而日益火爆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。”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教授表示。

　　他认为，目前年货经济存在疫情下消费购买力下降、个别商家去库存价格虚高以次充好诱导促销、快递超负荷运转引发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，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。从未来品质消费升级需求来看，进口商品占比仍有待提高。此外，服务消费占比偏低。“因此，年货经济不能忽视服务的供给能力，文化、娱乐、休闲、体育、健康等多个领域增加供给，是繁荣年货经济的重要抓手。”

　　“在物流通信等硬件设施已较全面普及的情况下，应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，挖掘下沉市场、年轻一代对本土产品和健康消费领域中的潜在消费者和市场。”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建议，年货经济应加大对电商、配送等新模式和金融服务在乡镇下沉的政策鼓励，将新业务在城乡间进行更同步的普及。

　　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则建议，各大电商平台应积极关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、消费模式创新的趋势，协助商家开拓直播电商、跨境电商、元宇宙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，持续优化物流体验，提供送货上门、送装一体等个性化年货服务。

　　“近年来，年货经济规模越来越大，每年都有新亮点、新趋势，孕育巨大消费新动能。新消费时尚会传导到上游供给端，促进供给结构优化，实现产业和消费双升级。”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，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，将引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，不断投入到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。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